bonilla教授指出，sightlife不仅要遵守操作标准程序，还要对每一个组织进行单独审核。供体组织在整个流通的过程中，每一步都有详细的质量检查和记录。bonilla教授表示，频繁的内部审查能够保证供体质量，此外这种质量保证在政府层面非常重要。sightlife依赖政府的保障和政府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才得以获得供体。这意味着不仅要落实政策，还应当担负责任。在美国有强制性死亡通知法，由政府执行，即在死亡一小时内，所有医院必须通知器官或组织库，因此政府政策大大促进了供体捐献的发展。因此，供体质量依赖于政府政策的支持，依赖于全国眼视光协会的支持，以及质检过程和对这些过程的坚持以及眼库对质量的承诺。
面对角膜盲，中国困难所在
bonilla教授指出，sightlife目前所涉及的范围远远不止美国地区，已向全球外延，在拉丁美洲，亚洲和非洲进行全球健康咨询。bonilla教授向《国际眼科时讯》介绍了他们在亚洲处理角膜盲问题时所面临的挑战。bonilla教授指出，在亚洲存在三大障碍。首要障碍是角膜来源问题，角膜供体极度缺乏。单看中国，就有超过四百万人需要进行移植或患有可预防性角膜盲。然而去年只进行了不到10000台角膜手术。因此能够获得角膜供体是至关重要的。第二个障碍是质量问题。每一环节的责任制和透明度都是角膜移植成功所必需的，从政府的合规性到眼库的标准操作程序，再到国家级协会的干预（监督和审计眼库设施，确保它们的运作达最高标准，并确保眼库工作人员经过培训和认证后可制作出高质量供体），缺一不可。第三个障碍是角膜手术和术后随访问题。中国需要大量的角膜外科医生，并接受进修培训获得最新技术，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手术，此外还要对这些患者进行术后随访。bonilla教授指出，在亚洲的许多大国中，患者平均需要跋涉150公里或更长路途才能遇到训练有素的角膜外科医生。这样长的路途使得术后随访极难进行，多达50%的患者在初始治疗后消失，医生不知道他们是否继续接受治疗或移植失败。由于移植的角膜数量非常少，因此每位患者和每一次手术都必须计数并获得最佳治疗机会。培训外科医生，提供角膜随访，以及尽可能在当地为患者提供服务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道路虽荆棘，前途仍光明！
尽管目前中国存在诸多障碍与问题，bonilla教授仍从中看到中国医疗保健领域的巨大潜力。bonilla教授表示自己已看到了中国政府、社区卫生工作者、眼库领导、角膜外科医生和眼科医生之间合作的愿望。中国角膜盲的消除，需要合作方能取得进展。bonilla教授列出了一项惊人的数据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只需要获得前五十个城市所有死亡人数的1%的供体，就再也没有患者需要等待角膜移植。想要达到这一目标，需要首先从政策层面开始。在美国强制通知死亡是获得捐赠的首要原因，所以政府在消除角膜盲方面，只需要制定一项政策就可意义重大。bonilla教授表示在中国期间，她看到了政府的兴趣和承诺，以及努力了解如何解决中国的健康问题。